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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签字、抽血、化验——我的Y染色体正在被科研

周六晚上Geography版版聚 + 饭局,得知好友刚刚去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抽了血。很早就在Geography版听说过这个实验室在《Science》、《Nature》上狂飙文章。大老板叫金力,生命科学院院长,大概学而优则仕吧,已经升副校长了。这个实验室做的东西很有趣——根据遗传信息研究各个族群的亲缘关系,以此绘制人类迁徙地图。

这事儿我当然很感兴趣,了解自己的祖先是我的夙愿。我家那模糊不清的家谱只记载到明末,家族某人为官不慎,先人为避满门抄斩之灾,埋名改姓,从贵州桐梓县迁移到重庆璧山县,开驿馆商铺,行仗义豪侠之类之类。再之前?不知道——没准儿是某大奸大雄的之后?于是要了他们实验室某人的联系方式,周日和两个朋友一起跑过去抽血。

现代人类学实验室的位置(地图中的绿色箭头)相当低调:遗传学楼北侧、本北高速旁边的那堆实验田后的一排小平房,实验室是1号楼。正门没开,只能走边门。穿过一个长长的两侧都是冰箱的走廊。帅帅的polyhedron同学跑出来迎接。

抽血之前需要先签一份知情同意书。点下图有清晰版供细看:

除了对安全性、隐私之类的承诺之外,知情同意书提到了这项研究可能为被测试者提供的信息:

……每个人的细胞内,都有一套遗传密码,不只控制着每个人的生命活动,还记录着祖先经历的历史。从DNA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各个民族的来龙去脉,解开许多历史之谜,或者是从未想到过的您的族群和家族的传奇来历。这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流行病学等各学科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也会给您和族人带来有益的影响……

除了血样之外,实验还需要输入的信息有:志愿者姓氏、民族、籍贯,父亲的民族和籍贯,母亲的民族和籍贯,已知最远祖先的籍贯、是否聚居、有无家谱等等。实验名称叫做“东亚民族遗传结构调查”,相当的人类学。

接下来就是抽血,每人5毫升。然后我们三个人分别被编号成YCH340、YCH341、YCH342。大约两三个月之后,会收到实验结果的email。实验结果我到时候再与诸位看官分享。

折腾完之后,和polyhedron同学聊了聊天。这个实验室居然就是前两天号称要测试曹操遗骨染色体以分辨真伪的那个实验室。他们直接老板是李辉,金力是大组的老板。实验室自己开了一个核心期刊《现代人类学通讯》,我笑道:“这下你们组的硕士们发paper可就方便了”。polyhedron笑言在国内,这个领域他们也算是老大了。撤退的时候抓了一期2007年的过刊,回京的火车上看得兴致勃勃。

那么这个测试的原理到底是什么?5ml血就能知道你的祖先从何而来?顺手读了一些资料,半懂不懂。作为生物学门外汉,板门弄斧显然很不明智。我也就是以软件工程师视角写写读书笔记吧。还请路过的生科牛们(如dy等,请自觉举手)点评订正之。

首先请看一个科普视频:人類學、族群、姓氏和Y染色體 [2] ,里面介绍了分子人类学的基础知识。我们送去待测定的遗传信息是Y染色体。男性的两条性染色体之一。根据下图 [3],Y染色体是在祖父-父亲-儿子之间继承的。不仅如此,Y染色体本身有一定的突变率(尽管不高)。因此某个父系祖先的某段Y染色体突变,会作为稳定的特征留给他的子孙,那么他的子孙群体中的所有人都会携带这个突变信息。

把观察范围放到全人类——如果把父系的遗传结构看成一棵如下图所示的多叉树,祖父在根节点,儿子们在子节点,每个儿子繁衍后均形成一棵子树——这些子树是不可能交叉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父亲。所以,假如某个孩子发生了Y染色体变异,那么这个变异只会“污染”他的子树,不会对他的祖先们的其他孩子产生影响。有意思的是,这种突变呈现出互相包含的层次结构。例如:如果C发生了突变,那么C、G、L、M、O、H、N、P节点都会携带突变C;如果G又发生了突变,那么G、L、M、O节点均会携带突变C和突变G,而H、N、P节点就不会有突变G了。因此,两位男性之间Y染色体基因序列差别越大(貌似可以用两个基因字符串的编辑距离表征),表明他们与共同祖先分离的时间越长,亲缘越疏,反之则越近。

这些突变本身也构成了一棵树。如下图所示(猛击这里查看更详细的版本,以及pdf版分布地图),每个节点是一个著名突变,这被称为人类Y染色体DNA单倍型类群(Human Y-chromosome DNA haplogroup)。如果某人发生了Y染色体突变,而他的后代又特别多,那么这个人/这个突变就会成为这棵树的一个节点。这个图能解读出很多信息:首先是亲缘关系,例如M89和M130突变是M168突变的后代;其次是时序关系,例如汉族最常见的M175变异的出现晚于M89变异,逻辑上可以推理出:汉族的祖先是从现今仅有M89而没有M175变异的地区迁徙而来——不知道人类起源自非洲是不是就是这样分析出来的。

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就变成在Y染色体ATCG的长链条中寻找这样的标识共同祖先的片段。这样的事情IT民工肯定非常熟悉。如果抽象成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数据挖掘问题,那么可以这样描述:在n个ATCG组成的字符串集合中,搜索m个字符串组成的子集,这个子集具有相同的子串。其中,字符串的长度(Y染色体的碱基对个数)大致为5000万 [4],n的数量(被抽样人群的个数)按polyhedron同学的说法,大致为10万量级。这个事情比较像是一个聚类问题——收敛困难、运算量超级大的聚类问题。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抽取片段。如果是长度为n的字符串抽取任意长度的字串,那么计算量会高到不可接受。所以肯定有剪枝的方法,比如最大子串长度,或者一些基于生物学本身的知识进行搜索空间的裁剪。我不清楚搞遗传的同志们是如何从比裹脚布还长、让人头晕眼花的碱基对序列中找到这些片段的——靠超级计算机一阵猛算,还是靠某些不为人知的heuristic approach?

无论如何,这个东西牛的:能自圆其说,而且能够和更加宏观的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做到互相印证。例如对于棕色人种C=M130走出非洲的分析,以及这篇关于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的起源与迁徙(这篇文章分析了斯基泰人、雅利安人、吐火罗人的迁徙路径,多学科猛力交叉,看得人很过瘾)的文章等等。

mm们看到这里可能有点沮丧,都在说父系Y染色体的事情。其实母系这边也有类似的玩意儿: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可以用来追踪母系族谱。好像那个非洲的人类共同母亲“线粒体夏娃”的段子,原理我估计是类似的。

顺便打个广告,复旦大学人类Y染色体测试方法。听polyhedron说:5月是免费测试的末班车,6月起就要开始收费了。材料费¥1xx,测试一次可能会上¥200。所以,有兴趣去测试的男生,赶早吧。或者女生,把你们的父亲、兄弟抓去抽血吧~~~

另外,理论上,今天是娘校105周年校庆。此文也算是适时应景。

参考资料:

  1.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官方网站
  2. polyhedron同学原创,人類學、族群、姓氏和Y染色體,很好的科普片。
  3. 科学时报,在稳定中”突变” Y染色体:与姓氏宗族”演变”
  4. 百度百科,Y染色体
  5. 中国恐龙网,古生物、分子人类学、动植物论坛
  6. 现代人类学通讯》,力荐,里面的文章均可免费下载pdf

技术是道德中立的吗?从GFW到话剧《哥本哈根》

技术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新话题。我记得硕士一年级有一门名为“自然辩证法”实为科学哲学的必修课,其中颇有一部分讨论诸如克隆人与生命伦理、信息技术对隐私的侵犯、核武器与原子能之类话题。开课的是位哲学系的中年愤青——口水四溅,激情洋溢。可惜最后给我个C让我不爽。老段子重提,动因是这段1月15日我和某老友的聊天记录。两个IT民工网上见面,由破口大骂GFW开始,聊到“技术是否道德中立”的话题。聊天记录稍微整理后转贴在此:

L: 我在web proxy上只要输入关键词“胡 (×(&海)(&(峰”就被盾
X: 只能说GFW技术真他妈先进
L: 对,对,我艹,这个可真是要命啊
X: 怎样的scalability才能做到过滤所有出口数据。改天我们把GFW之父方滨兴雇个杀手做掉算了。对付人渣就要用革命暴力。
L: 这个不可取,我觉得暴力革命还是土共那一套,而且关键问题不在技术人员
X: 嗯,好像731司令石井四郎该不该死呢?他也是个技术人员
L: 不该死
X: 方滨兴不仅是技术人员,而且是整个项目的管理者
L: 也是一样,人才难得。当年纳粹的科学家不是都被美国收了吗。同样一把刀,用来杀人是凶器,用来切菜就是工具了。关键看怎么用。
X: 呵呵,但是直接参与屠杀的,到死都被犹太人追杀。
L: 恩,对。所有事情都是有底线的。如果超过基本底线肯定不行。这个底线就是人性。我觉得政治的东西远比技术复杂太多…俺们都是单纯滴人
X: 我国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都是没有灵魂的人。
L: 怎么说呢,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还是有差距的。中国基本没有知识分子
X: 当年纳粹的首席原子武器研究领导者(我忘了是谁了)和奥本海默都知道可以研制原子弹。但是他们谈过之后。那个德国的家伙回去继续当领导,然后故意让德国的研究计划放缓。要不然最后结果什么样子是说不清楚的。中国的技术人员没有灵魂,整天和魔鬼交易,慢慢自己也就变成了魔鬼。
L: 这个是人性,和中国人无关,人性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注定大部分人都是麻木不仁的,有责任感的永远是少数
X: 非也。中国人的教育根本无法培养出对人类,对良心,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很多技术人员一辈子都这么被洗着脑。觉醒的永远是少数。大部分现代中国人仍然是臣民是奴才,而不是公民。
L: 恩。我这两天在翻刘军宁的书。觉得挺有意思的。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年50w让你用聚类算法做一个网站热点问题分析的系统你做么?我说的50w是个人纯收入。
X: 我操,做
L: 带着一帮人做。给国安局做
X: 不做。这伙人不好打交道。而且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L: 这是复旦的一个师弟做的事情,依托学校开了一个公司。大老板接的项目就是干这个。网络监控。热点问题聚类
X: 龌龊
L: 其实我觉得并不龌龊,网络监控是必要的,这属于公器。比如用于反恐,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由于xx专政导致了公器私用,根源在于社会制度
X: 这个论调是所谓技术中立论调吧。技术永远无辜
L: 恩,我就是这个观点
X: 原子弹也可以用在炸毁冲向地球的小行星。但如果让他诞生在纳粹德国,你觉得这些工程师还无辜吗?工程师如果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力。犯罪了还不自知。可悲得很。奥斯维辛的那些设计焚化炉的工程师,很有几个上军事审判席的,他们也很无辜啊。他们自称很无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照章行事,按图纸施工的匠人。同样,党卫军的看守也能说自己只是执行任务。我记得有一个奥斯维辛的纪录片叫做《夜与雾》(文字旁白视频)。这个片子结尾很赞,纽伦堡审判的时候,奥斯维辛从看守到指挥官,所有人都声称自己在执行命令,自己对屠杀没有责任。但是记录片诘问到——那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L: 对,这是个悲剧。但基本上我还是坚持技术无罪论,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人性。如果研究杀人工具,肯定有罪啊。
X: 嗯,我记得看到过某达人的观点,很受触动。他说,现代战争和古典战争如此的不同。现代战争其实是工业化的产物。所以战争双方很可能不用面对面的厮杀,按下电钮,敌人(包括平民)在千里之外一命呜呼。而且奥斯维辛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样本,实际上奥斯威辛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现代化大工厂,使用的是福特汽车发明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生产组织和效率上非常先进。
插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业化屠宰
图片来源:[1][2][3][4]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条高速运转的效率极高的大工业流水线——犹太人被当作矿石一样的工业原料,从欧洲各国“开采”而来,在站台像矿物一样被“分选”(立刻“投料”速死者、苦役折磨缓死者),用最低的成本杀死(精心设计的毒气室,五罐上图所示的Zyklon B即可杀死2000人),所有可用的“资源”被用于工业(头发和衣服用于纺织、假牙炼金、人皮用于制革、脂肪用于制造肥皂),最后毁尸灭迹——骨灰被制成磷肥。各个环节的衔接紧密而高效,这是严谨的德国工程师和建筑师们的“杰作”。与真实的羊屠宰工艺流程图对照,竟然神似,很让人齿冷。事实上,福特发明汽车流水线本来就受屠宰场吊装分割启发。但他怕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用同样的方式杀人。
L: 那好,继续追问一下,研究杀人技术的工程师有罪,那么给这个工厂提供原材料的呢,比如钢铁。
X: 对,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那就是罪恶感被大大的分散了,所有人只执行杀戮过程中的一小步,所以他们没有罪恶感,也没有耻感。
L: 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群人把一个人打死了,那怎么追究责任?把这一群人都判死刑还是无期?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X: 对呀,这很好玩。当然我不知道刑法专家会怎么定罪。我是觉得,这都是死罪
L: 但是他们都不想打死人啊,每个人都想踢他一脚
X: 法律是看结果的吧?
L: 是看结果,但是你只需要付你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只造成轻微的伤害。但是所有的叠加到一起就变成了严重伤害了。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应该是看动机的。至少中国是这样判罚的。比如一大群人把一个人打死了,肯定煽动的人最重。比如前段时间东北有个钢厂的领导就被工人打死了。如果是无意识的,比如出于义愤,一起动手的。肯定没法判,法不责众,向来如此。
X: 对。微妙之处就在这里。比如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搞总体战,可以说大部分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但到底还是法不责众了。现代大工业能够协调一大群人干一件坏事。坏事的责任被加在一个巨大的分母上。
L: 不管是法律还是制度,只要涉及到人的,一定是妥协的结果。没有绝对。
X: 但是我们不是说法律对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就光明了对吧?
L: 很难讲这个事情。
X: 偏题了。我们讨论的不是技术是不是合法,而是技术是不是道德中立,这根本是两件事。”道德”中立。
L: 好吧,如果回到道德层面。我承认不中立,应该说技术中立,但是持有该项技术的人不中立。
X: 当然。技术又不是人。人才能谈道德。人是不是道德,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所以技术人员参与某某技术的研制,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道德中立。只要这件事情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人,他就不可能道德中立。

算是有结论了吗?且慢。回过头来看聊天记录,逻辑有缺陷,有必要进一步梳理。

首先整理一下概念:作为伦理学(Ethics,也被称为Moral Philosophy)研究对象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人们通过道德判断个人行为的善恶,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风俗、法律、制度。这篇搞笑文:五只猴子的故事——关于道德、阶级、信仰和迷信比较kuso的解释了道德的起源问题。人类道德的起源在这篇正儿八经的考据文里解释为:最初的动机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试错式的学习,发现合作是最佳的博弈策略;对个体欲望的约束,产生合作的基础,达到集体的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对个体欲望的约束逐渐神圣化,最终形成道德。这正好可以解释古今中外各个社会的道德为何有共通之处,例如公平、诚实、守信、礼貌等等。这些基本规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协作的基础,也即是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者抛弃。

但不同社会的道德规范也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差异不但表现为内容,而且表现为排序。当我和朋友齐声批评纳粹工程师们、GFW团队们、731部队的医生们、东德和朝鲜的秘密警察们的行为“不道德”之前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种族主义是不道德的,不尊重他人的财产和生命是不道德的,为当权者利益钳制言论自由是不道德的……但是这样的道德观念并不被纳粹们和方滨兴们接受。在他们的观念中,所谓“维护国家利益”是最高道德准则。其他任何东西,包括自己和他人的财产、生命,都排在“国家利益”的后面,都可以自愿的或者被迫的喀嚓掉。所以把老弱妇孺送进毒气室,或者把关键字送进黑名单,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道德障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731部队的细菌实验中,科研人员接受了相似的道德观念:国家利益的“敌人”(实际是统治集团的敌人)不是人,是工业或者科研原材料,对待他们可以像对待钢铁或者木头一样,不需要有任何感情色彩。这样的道德观念是大规模屠杀的元凶。

追究其原因:道德并不是普适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植根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被教育、媒体塑造,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的。由于教育和媒体通常被统治阶层把持,因此,道德常常被设计为有利于统治阶层利益的最大化,然后通过一切可能的管道灌输给人民,成为全体社会成员观念中的“共识”。不服从者则被视为异端,被孤立、迫害、甚至流放。

例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定义为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爱和奉献 [5]——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 [6]。爱国主义隐含着“祖国”即是道德标准,暗示个体应该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同时暗示相比其他国家的人,对本国同胞的道德责任更大。这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情感很可能源自人类原始的“认同感”心理,一种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合作的本能 [7] ——类似的心态会作用在校友、同乡、同事、同好等身上。我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想:也许,人类根据生物或者文化特征相似度给事物排列亲疏,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延续自身相似的生物基因或者文化基因。在世界尚未大同,国家之间仍然奉行丛林原则的今天,国家对外承担外交和防务、对内提供公共服务,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共同体,爱国是一种大致合乎逻辑、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很明显,这种情感为国家的统治者喜闻乐见,他们会想尽办法强化甚至曲解,并把其优先级抬到最高,不断通过各种管道向国民洗脑。尤其是专制体制下,爱国很容易被解释成爱政府、爱执政党、爱皇帝、爱元首、爱主席(推荐南方都市报的猛文《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为了爱国的“大义”和“天理”,可以灭人欲、灭亲、灭友……灭掉敌对阶级和敌国人民。这种思潮多走几步就是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即使不是纳粹式的“爱国狂人”,面对先爱国还是先爱人类的排序时,同样会纠结不已。比如上面的聊天记录中,我提到过的为纳粹主持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是海森堡——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提出测不准原理、获得过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海森堡。与他会面的人不是奥本海默(我记错了),而是玻尔——海森堡的老师,1922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得主。Micheal Frayn的话剧《哥本哈根》(剧本国家话剧院普通话版视频背景简介)重现、探讨了1941年9月他与玻尔的那次著名的会面,力荐。我摘要一下其中对这次被科学史界称为“哥本哈根会谈”的著名会面的介绍:

1941年9月,种种迹象似乎都预示着整个欧洲将陷入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此时,德国核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乘火车去哥本哈根找他的同行尼尔斯·波尔。两人共进晚餐之后,谈话在波尔住所的外面进行。也许他们想避开窃听器,但他们肯定也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交谈。海森堡到底跟波尔说了什么,他们的谈话对战争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怀疑海森堡向他的同行透露了德国纳粹正在进行一项原子弹的计划,而且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并不清楚他是以何种方式对波尔提起这件事的。海森堡是去打探波尔及盟军对原子弹的了解有多少,还是在设法拖延纳粹研究原子弹的同时,劝说波尔阻止盟军研究这种武器?“哥本哈根会谈之谜”不仅是科学史,也是”二战”史上的一个谜团,令史学家扑朔迷离。

海森堡和波尔都是理智的爱国者,同时又富有良知和正义感。海森堡深知,如果纳粹掌握核武器,将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同时他也知道,如果盟军掌握核武器,将会给德国带来怎样的灾难。所以他希望双方的科学家达成默契,不让这种怪物出炉。但在战争状态下,这谈何容易啊!最终,原子弹落向了广岛和长崎,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科学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而很可能是拖延了纳粹原子弹计划的海森堡却因为主持这项计划而受到调查和谴责。

如果站在海森堡的位置上,你如何选择?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这真的很难。

所以说到底是价值观问题。如何去排列这个顺序,每个人按照亲疏远近,都有一套自己的排序规则——亲戚 > 朋友、宠物 > 食物、生物 > 矿物……每个政治实体也有自己的算计。比如我国政府时常挂在嘴边的“主权高于人权”、“我把党来比母亲、党的恩情比海深”等等,这些口号赤裸裸的袒露了政府和执政党对塑造人民价值观的期望和目标;比如美国价值观的口号“American Dream”,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再在比如伊斯兰教、天主教国家,教廷在价值观体系中会有很高的位置……于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呈现出迥异的价值观。一旦互相接触,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GFW和Google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GFW工程队们墙内版)一直强调所谓“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之所以要给这个词打引号,是因为GFW实际保护的是政权安全或者政治安全。这是方滨兴们对此理直气壮的道德支撑点——他显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因此表现得洋洋自得;而Google声称不作恶,这个所谓“不作恶”就是Google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某些事情是“恶的”,是Google不能去做的。例如侵犯隐私、侵犯言论自由、为了广告商利益修改搜索排序结果等等,这些做法并不一定违法,违反的只能是Google认为应该在技术上遵循的道德观念。我姑且概括为东方式的集体主义 vs. 西方式的个人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实在太大,他们之间的对话基本上属于鸡同鸭讲,所以Google刚刚开始和政府谈判,我就很清楚谈不出什么成果。哪怕希拉里阿姨气冲冲的下了战书,这边一句“西方敌对势力的破坏”,一样给噎得说不出话来。

那么作为技术人员,应该怎么做?如何评价从事某项研究或者参与某项工程的行为是否道德?如何判断某某技术是否道德?当上司交给你一项任务,或者参与一个开源项目时,如何对得起良知,同时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

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并不包含这些内容。未来的工程师们被训练成听话好用的工具。并且总是充满了自以为是的智力优越感。我们只是机械的执行任务,换来金钱。更糟的是,我们从小在学校学习撒谎(看看那些小学生作文里的好人好事)、学会伪装崇高,我们绝少反省自身。

核武器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原子弹的研制难度很高,是否让它问世并不取决于政客或者资金。开启核大门的钥匙掌握在几个顶尖科学家的手中。他们接过了改变历史进程方向盘,需要他们做出选择——困难的是,打开这项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后果,科学家们及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样的预见力。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们恐怕很难预见到自己研制出的武器造就了冷战和东西方的对峙,大大改变了战后五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同样,今天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成果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甚至有可能是灾难,我们也无法预见。所以,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技术及其影响力保持警惕、独立思考,这极端重要——因为这不单关乎自我内心平静,更关乎人类的福祉。

参考资料:

  1. H.E.A.R.T(大屠杀教育和档案研究),Auschwitz – Birkenau Period Photos(奥斯维辛-比克瑙照片)
  2. Jennifer Rosenberg,Auschwitz Pictures(奥斯维辛图像)
  3. Ron Clarin,Old Photos of Cremation ovens at Dachau(达豪集中营焚尸炉旧照片);
  4. scrapbookpages.com,The Deportation of the Hungarian Jews(驱逐匈牙利犹太人),长文Auschwitz-Birkenau, History of a man-made Hell(奥斯维辛-比克瑙,人间地狱的历史)的一部分
  5. Wikipedia,Patriotism
  6. 百度百科,爱国主义
  7. 学而时嘻之,爱国也是常识。不过这篇引文在google reader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辩论。